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网络搜集    点击数：3008    更新时间：2017/6/19

 以医疗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的诚信问题为例，来分析当前事业单位从业人员诚信缺失的原因。

    一、医患矛盾突出存在杜会根源和主要原因

    医患矛盾的深刻的社会根源的是现行医疗体制存在弊端和社会保障制度不够完善。旧的医疗体制产生的以药养医、医疗服务市场化的行为以及公共卫生经费投入不足的现实，使医疗机构的公益性被弱化。社会经济因素和人民生活水平同医疗费用高、个人负担重的矛盾，超出了患者的承受能力和心理预期，则很容易出现医患矛盾。“白衣天使”的形象一度被妖魔化，社会心态严重扭曲，加剧人们对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偏激情绪和逆反心理。

    医疗事故纠纷和非医疗事故纠纷很难界定，处理的难度极大。如果属于医疗事故，医方推卸责任则必然加剧矛盾；但不可否认，有时即使明显不属于医疗事故，患方也往往不认同。由职业的特殊性所决定，医疗纠纷是一种常态性的潜在危机。从医学发展和患者个体差异考虑，医疗纠纷可以尽量减少，有的确实可以避免；但完全杜绝既不现实，也不可能。当然，医疗纠纷并非必然导致“医闹”，两种不同概念不可混淆。

    医疗纠纷增多和社会转型带来的变化有关：其一，医疗费用支付方式的改变，过去享受公费医疗，现在个人要花一部分钱；其二，社会环境的改变，进入市场经济时代，要求有一定的经济补偿；其三，思想观念的改变，好的一面是人们的维权意识普遍增强，不好的一面是随着医疗费用的增长，人们感到医疗日益失去原本的福利性质。一些人为了钱而奉行“不闹不得钱，小闹少得钱，大闹多得钱”的原则与维杈意识日益提升相伴的是，我们国家的法制程度在社会各个领域均不完善。由于腐败渗透各个领域，社会信任度急剧下降。司法和行政部门在医疗卫生领域缺乏公信力的表现在于：患方对医方，对尸检、医疗鉴定、法律程序等难免持怀疑态度。就医疗鉴定而言，由卫生行政部门组织，被群众称作“父亲给儿子鉴定”；由医学会组织，被群众称作“叔叔为侄子鉴定”。这一方面反映司法和行政的公信力不强，另一方面反映社会的信任危机严重。患方非理性“维权”，势必给“医闹”以可乘之机。

    医患矛盾突出的主要原因在于如下方面：

    其一，法律法规不够健全，处理机制存在缺陷。我国目前尚未出台一部完整的有关医事的法律，对“医闹”如何处理在法律上尚属空白。我国现行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只涉及医疗事故的处理方法，还有85﹪以上的医疗纠纷无法可依。根据该条例规定，医疗事故争议可由双方当事人自行协商解决。然而，医患双方的“私了”很容易变得偏执和不理性。此外，该条例规定的赔偿标准等已滞后于社会的发展。在医疗纠纷中，绝大多数人不愿走正常渠道，反映了现行的医疗纠纷处理机制存在严重缺陷。不仅目前的医疗事故鉴定体制很难取信于民，而且通过行政、司法途径解决纠纷成本太高，时间太长。正是医疗纠纷中“裁判”的缺位，才使“医闹”寻找到了“商机”，成为一种生意。

    其二，医疗机构息事宁人，政府部门明哲保身。不可否认，以往医院抱着“能不赔就不赌、能少赔就少赔”的态度的有之，卫生行政部门护短者有之○然而，随着“医闹”的出现，许多医院遭遇“医闹”时，担心影响形象和声誉，常常妥协让步，花钱买平安；政府及卫生行政部门以维稳为第一要务，恐惧医闹，对“医闹”一味迁就。其结果是“医闹”一再得逞。

    其三，司法机关打击不力，相关人员很少处理。医疗纠纷的复杂性和长期以来对弱势群体的过多同情，使社会心态一时难以转变。面对“医闹”过激的甚至违法犯罪的行为，司法机关常常束手无策，表现得软弱无力。“医闹”得不到有效解决，参与、支持或策划医闹的相关人员很少受到处理，医闹势必越演越烈。

    其四，法制宣传不够深入，媒体导向把握不当。多年来，针对医疗纠纷进行的法制宣传远远不够，相当一部分患者及其家属的遵纪守法意识还很淡薄。对医院的负面报道较多，报道内容往往失之偏颇，不仅不利于医患的相互理解，而且加剧了相互间的不信任和抵触情绪；不仅对医务人员不公，而且是对过激的甚至违法犯罪行为的纵容。

    二、教育诚信缺失的杜会根源

    教育诚信缺失的社会根源是中国社会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期，在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原有的旧的社会体制对人们的禁锢被打破，人欲中的许多因素得到了充分的释放。由于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功利主义、重利轻义、多元价值观的冲突，诚信这一民族文化基因在现实社会中面临严峻考验。与此同时，新的体制发育还不健全，新的社会规范还没有及时形成，政府还没有摆正在市场经济中的位置。无论是来自法制的强制约束，还是来自灵魂的自觉约束，均显无力。失信者可以失信、欺骗，但同时又可以逃避监督，不必为失信于他人造成的损失付出代价，却能为自己带来巨大利益。这种失信所带来的利益与成本的不对称性，驱动人们在受益的提高与良心的泯灭之间进行交换。另外，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极大地凋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另一方面也诱发了人们追逐利益最大化。一些人通过造假、欺骗，利用各种非法手段聚资敛财，表现出赤裸裸的金钱至上理念。这些“富人们”并未受到法律的制裁，进而吸引着更多的人竟相效仿。在政府部门，权力滥用缺乏有力监督，官员的贪污腐化，简单粗暴的作风，朝令夕改，唯权、唯上却不唯实等不讲诚信现象时有发生，却没有相关具体法律给予惩罚。如此这般广游戏规则”被破坏，欺诈蒙骗行为开始在经济生活中成为常态。信用体系崩溃，蔓延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教育环境不能独立于社会环境而存在，同样受到了冲击，教育的诚信同样受到污染。

    我国教育诚信缺失的主要原因如下：

    其一，教师主观上的诚信缺失。教师诚信缺失的现象，究其实质是自身职业道德素养不够，更为确切地说是各类教师职业道德意识淡薄，对自身职业道德建设不重视形成的。“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是对每一个教师的基本要求，而诚信作为教师职业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不可或缺的。为了谋取虚名，为了觊觎职位，为了评职称、评奖项而虚报自己的科研成果等，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有些教师缺乏自我约束能力，放松了对思想道德、人格修养等方面的具体要求，丧失了教师职业道德的底线。

    其二，教师评价机制的不合理以及功利佳思想的泛滥。无论是基层还是高校均反映，现代的教育体制将一切都量化，以具体的数据来衡量和评价教学、办学以及科研成就。小考、中考、高考有升学率。为了提高升学率，有的学校、教师为了在对学校或自己的评比上占优势，就千方百计提高自己。的所谓数据，于是教唆、帮助学生考试作弊。所以这几年出现了不少高中学校组织学生替考的事件。我们的教育体现的仍然是应试教育的评估方法，这自然使学校和教师把分数看作一切，为了分数可以冒很多风险，自然包括放弃诚信。高校教师在职称评定、职务晋升等方面受到了科研与教学的双重压力，由于评价标准过于量化，许多教师为了能够在竞争中获得优势，不得不超出自己的能力范围而多申报课题；为了课题结项，费尽心机抄袭别人的研究成果。目前之所以在高校论文抄袭、剽窃成风，虽然有教师自身操守的问题，但更是高校管理机制诟病的外在表现，正所谓“上有所好下有所投”。教师们常年为论文、课题、专著所累，只能是为写论文而写论文，为编书而编书，从而使本应作为教师一种自觉行为的学术研究，反而沦为强加给教师的沉重负担，这就容易使许多教师在学术研究的量和质上发生偏移，导致学术泡沫盛行，学术不端行为屡见不鲜。这不仅加重教师的心理负担，更是变成了劳民伤财之举，成了一大社会公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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